在群裡看到一位同學的貼文，寫得不錯，僅供大家參考：

我係港大學生。

多謝大家俾我入谷，呢幾個月嘅修例風波令呢個社會雞犬不寧，民不聊生，真係好對唔住。

或許大學停課係一件好事，我唔想再對住啲連儂墻，唔想再係同學面前做雙面人。嘴邊成日講民主，但係只要持不同意見嘅人士就會係佢哋眼中變得自私、無良心、冷血無情。

記得當時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剛發表報告，建議收回粉嶺高球場部分土地。持有該球場的香港哥爾夫球會很快在多份報章刊登措詞強硬的聲明，指球場具生態及歷史價值，亦對香港運動，以至本港國際地位存有貢獻，強烈要求保留整個粉嶺球場。

香港哥爾夫球會亦在聲明中重申，場地一直開放予非會員和香港高爾夫球港隊成員使用，批評方案將嚴重限制港人參與高球運動的機會，影響數以萬計港隊球手、高總成員、高球愛好者及相關行業人士等。若將球場改為建屋，將令粉錦公路的交通擠塞問題惡化。

文末重申，不論是部份或全面發展方案，均對香港高球運動，以致整體體育持續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，促政府全面考慮粉嶺球場對香港的價值。

另外，要求收回軍事用地，而沒有提出重置的建議，說穿了就是希望香港無駐軍，中英談判時鄧小平已經說過：「這是胡說八道。」

好，再和大家一起看看Kevin兄如何和一名鬼佬合作搞迷你倉。

【我的前年生19】小插曲：鬼佬現身

「時昌」發展初期有兩個小插曲。

第一個是，我有次在酒吧的rave party（狂歡派對）中認識了一名鬼佬，他表示有興趣投資迷你倉，我無任歡迎，他投資後佔公司少少股份，也就是後來「時昌」的代言人，在「宣傳易」廣告中出盡鋒頭的陳果華。

第二個小插曲：當時國內的租金和薪金水平仍很低，我於是想辦法結識國內地產相關人士，例如其中一個，他在黃崗有不少物業，我便問他：「何不租其中一間書房給我，再替我聘請員工，我付你租金和手續費？」

我的計劃是，把在港經營迷你倉所有不需直接面對顧客的工作，都搬到國內。後來他收取了我2,500元人民幣手續費，那個書房便成為了「時昌」在國內的call centre，一切印單、追租等工作都在那裡進行。最高峰時，這個call centre有4個員工，其中兩個是香港人，透過特區政府中年就業計劃聘請，月薪5千元，願意到國內上班；另外兩個是國內人，月薪只1,500元。換句話說，整個call centre每月薪金總開支只是1萬3千元，而政府因應中年就業計劃還有補貼給我。 初期最高境界總工資12000$ 請了4 個同事（2個深圳，2個香港）。 哈其實當年我都好孤寒...

但一個成本很低的call centre，24小時接生意間接幫助「時昌」更快打好根基。

【我的半前生20】借財仔開分店！

開了分店之後，我很快就開了第三間「時昌」，地點在柴灣，仍然是租回來的工廈單位。

柴灣這間分店非常容易租出，因為當時港島區並沒有迷你倉，我在柴灣租了全層工廈。雖然第一、二間發展不錯，但租下這第三間後我仍然沒有足夠資金一次過裝修，於是，我只在地上畫了線，然後當樓花般租出，收取租客訂金。就這樣，收一部分訂金裝修一部分，再收一部分訂金又再裝修另一部分，結果還未裝修完竣，我已把單位全數租出，還額外多收了40個租客，全都收了訂金！

這時該怎麼辦呢？其他人或會考慮退還租金給多出的租客，但我沒有這樣做，反而立即找財務公司商量，借了25萬元，在同區多租一層工廈做迷你倉。年息22%.....😅😅

向財務公司借錢開分店，相信我可能是全港第一人了，也反映了我在生意上進取的作風。但實際上我不算冒險，因為照當時的走勢看，我多租一層工廈也不難全數租出，結果也證明我判斷正確。

回想那一段初創之路，的確開心好玩，打工絕不能帶給我同樣的滿足感。

而「時昌」真正的轉捩點，是第四間分店。

樓價高企，公屋申請條件苛刻又離地，年輕一族上樓無望，令民怨更沸騰。根據房屋委員會最新公屋輪候數字，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為5.4年，遠超政府提出公屋3年上樓的政策目標。有年輕女性為符合申請公屋入息限額，辭退全職工作，更因輪候時間影響其生育打算；有新婚夫婦則因輪候時間長，又未能捱貴租，只好帶同數月大的兒子中港分隔兩地居住。有關注團體批評本港房屋政策「三無」，促請政府盡快落實過渡性房屋、青年住宿、租務津貼等措施。

「一般1人或2人家庭冇可能符合（公屋入息限額），即使符合都排好耐，白表居屋配額少，私樓又畀唔起首期，大部分年輕人兩頭唔到岸。」May的一番話大概是本港年輕人的寫照。29歲的她於劏房居住近10年，少於100平方呎的劏房單位，月租為4500港元。因居住環境及租金問題，她多次轉換居所，至2016年結婚才決定申請公屋。原本任職文職的她月薪17000港元，加上丈夫的收入，超出2人家庭申請入息限額，於是她辭退工作，改為進修。

收入減半，May直指租金佔近半收入，影響日常生活開支，構成一定經濟壓力。她表示，2人家庭輪候時間最快，但預計仍需排7年才可上樓，3至4人家庭更需等9至10年，因此決定不會生育，「加上2人家庭單位啲格局係開放式，唔會考慮生小朋友。」

「個計分制基本上係令人上樓無期，見唔到希望。」38歲的阿雄原本居於僅約90平方呎的劏房，月租4500港元，他於2015年以單身人士身份輪候公屋，至今年結婚後連同太太及兒子改為申請3人家庭公屋。兒子出世後，因劏房牆身較薄，晚上兒子哭聲對鄰居構成滋擾，加上空間不足只可於廁所內設電磁爐煮食，擔心衞生及成長環境欠佳，遂另覓居所。

阿雄一家三口曾搬回與母親同住，惟因家庭問題再次遷出，但坊間合適的單位月租至少7000港元，對月入18000港元的他而言難以負擔，最終太太帶同兒子搬回內地居住。分隔兩地3個月，他每月均需長途跋涉到內地探望太太及兒子，他則繼續寄住於母親居所，儲錢以備將來開支，坦言「咁大個人都要依賴屋企，究竟係我有問題定社會有問題」。

截至今年6月底，共有約25.61萬宗公屋申請，分別為約14.79萬宗一般公屋申請，以及約10.82萬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1人申請，比10年前共約13.4萬宗公屋申請增逾90%。同期的輪候時間亦持續上升，一般申請的平均輪候時間由2年增至近5年半。對比10年前的公屋申請入息限額，以1人家庭為例，由7440元增至11830港元，增加約60%；至於4人家庭則由16070港元增至29240港元，增幅約82%。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胡加沂指，公屋申請者中，半數為44歲以下人士。現時房屋政策問題之一是劏房戶輪候公屋時間長，一般年輕單身人士至少等5年半，超出政府承諾公屋3年上樓目標。「有4人家庭由2012年開始排，去到今年先可以用特快公屋上樓，仲要揀不受歡迎單位。」她批評，現時本港房屋政策「三無」，即無足夠過渡性房屋、無青年住宿、無租務津貼，促請政府從以上途徑解決問題。

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亦指，未來5年新供應約1.5萬個公屋單位，但每年新增的一般申請已有2萬宗，推斷供應持續緊張，「喺計分制下以18歲後生仔零分嚟計，唔改變婚姻狀況，要等20至30年。」

房屋署發言人稱，公屋入息限額以住戶開支為計算基礎，包括住屋開支和非住屋開支，加上備用金。其中的住屋開支，是住戶租住與公屋單位面積相若的私人樓宇單位的所需開支來計算，因此每年檢討公屋入息限額時，都考慮當時私人樓宇單位的租金水平。

發言人又指，為增加公營房屋供應，政府將未來10年的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由6比4調整至7比3；將9幅原本計劃在未來數年出售的用地改撥為公營房屋用途，以提供約1.1萬個公屋單位；以及將部分用作發展公營房屋的土地，增加住用地積比率至最多30%等。